项立刚:中国通信业30年——从一无所有到世界最
发布时间:2019-09-10

  当时和任正非一起倒交换机的企业大概有200个,后来大部分都倒了,而华为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企业。当华为赚了一点钱后,它下决心要做自己的交换机。如果他们当初只是继续做点小生意,中国是不可能做出来通信产业的。

  当时和任正非一起倒交换机的企业大概有200个,后来大部分都倒了,而华为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企业。当华为赚了一点钱后,它下决心要做自己的交换机。如果他们当初只是继续做点小生意,中国是不可能做出来通信产业的。

  20年前,在世界通信业,有很多像神一样的企业,比如爱立信、诺基亚、阿尔卡特、朗讯、西门子、NEC、萨基姆、飞利浦、摩托罗拉。20年后的今天,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倒掉了。今天通信业最强大的是华为,然后是爱立信、诺基亚、中兴。

  30年前,中国在通信行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,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全世界最强,这是为什么?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历史。

  30年前,中国通信行业有着“七国八制”的说法,就是我们采用的设备来自7个国家,有8种制式。当时我们买人家的设备,有时候还买不到,而且设备价格贵到什么程度呢?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,铁算盘心水坛一根扎带要卖7.5美金。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只要一毛钱一根。

  那时候一部手机要2万块,还不一定买不到。用移动打电线年买了一个手机,那时候一个月工资大概700块钱,要拿350块钱充话费。

  因为没有自己的产品,只能高价买外国的,为此,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很多人愿意去努力,立志把我们自己的产业做出来。

  中兴1985年,侯为贵带着几个人到深圳创业,开始做中兴。1990年,ZX500数字时分程控交换机面世,这是一台能力很弱的交换机,但是代表着中国企业开始努力了。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,中兴已经发展成年销售1000亿规模的企业。

  去年中兴被美国打击的时候,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,我们很多人尤其那些们都在骂中兴。当然了中兴确实应该做的更好,但是大家想一想,如果不是这些企业通过努力,一点点熬出来,事实上我们是一无所有的。

  华为1987年,任正非还依然年轻,他从军队转业去了南油。在南油,他被人家骗了200万人民币,后来被开掉了。然后,他找了几个朋友借了两万一千块钱创立华为,开始倒销交换机。

  当时和任正非一起倒交换机的企业大概有200个,后来大部分都倒了,而华为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企业。当华为赚了一点钱后,它下决心要做自己的交换机。

  当时华为只有几十个人,任正非开会时说,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去了,如果08机开发起来了,也许我们可以上一个台阶,如果失败了,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算了。最后08机开发成功了,华为有了自己的产品,但是卖不掉。因为对通信运营商来说华为不算什么,技术能力也不行。

  当时,华为把苏州市的邮政局局长请到了深圳,华为专门租了一辆奔驰,任正非亲自给他开门,邮电局长很感动,觉得我们总得帮华为一把,所以才让华为的交换机在农村开始有所部署,抓住了一个机会。

  巨龙邬江兴是解放军工程学院的教授,他在1991年领导开发了04机,让我们在程控交换机的领域有了一定的作为,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,成立了巨龙。

  大唐到了1998年,终于出来了一个国家队。这个国家队是原来的邮电部,后来是信息产业部下的电信科学研究院,这就是后来的大唐。

  从此,“巨大中华”在中国逐渐有了机会,形成了中国通信行业的中坚力量。如果他们当初只是继续做点小生意,中国是不可能做出来通信产业的。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这样的,当自己有了一点积累的时候,一定要在科技研发找到突破点。

  1996年,国际电信联盟开始向全世界征集3G移动通信的标准,虽然说我们有“巨大中华”,但是它们跟全世界比没有什么竞争力。当时,中国政府做了一个政策,对这个行业影响深远。政府要求中国电信运营商招标时,必须留10%的市场空间给中国企业,这样才让这些企业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。

  那么中国要不要做一个自己的3G标准,当时有很多争论。在这个过程中,有一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,他叫李世鹤。

  李世鹤原来是成电毕业的,在南京大学读了研究生,然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做了博士。他的技术水平非常好,他本来可以到外企工作多挣一点钱。但是回国以后,他还是想通过技术努力改变我们的通信行业。李世鹤当时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,他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个自己的标准。

  然后,李世鹤就到处找人去谈,找外国企业去沟通,但是那些人说的都是虚话,想搞合作,是不可能的。

  直到他遇到了李万林,李当时在德国西门子通讯工作,负责标准化。他看到中国人想在通信领域有所作为,感到非常高兴的,还邀请李世鹤到德国跟西门子的人共同交流。

  当时,李世鹤有一个技术叫SCDMA,用智能天线让码分多址的能力做得更强大,而且已经试商用化了。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有两个大的方向,一个方向是TDD(时分双工),另一个是FDD(频分双工)。西门子是做TDD的,诺基亚、爱立信、阿尔卡特都是做FDD的。

  交流后,李世鹤提议能不能把我的SCDMA和你们的TDD结合起来,做成一个全新的技术?西门子说可以。李又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做一个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?西门子说不行。因为欧洲选择了FDD,已经决定要做标准WCDMA。要做TDD你们自己去做,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支持。

  后来,李世鹤带着自己的学生陈卫、徐广涵等人,用了六个月时间,把TDD和SCDMA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写了一个标准,这个标准就是TD-SCDMA。

  到了1998年6月30号,3G标准征集的最后一天。李世鹤他们把标准传给了国际电信联盟。国际电信联盟有一个中国人,听说中国也提交了一个标准,特别高兴,赶快拿来看,这个人叫赵厚麟,当时是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局的局长。

  结果一看这个标准不行,因为标准署名不符合国际电信联盟规定。赵厚麟立马打电话过来说,你们赶快拿去请部长签字,重新传过来。好在我们和瑞士有7个小时的时差,为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。最后国际电信联盟接纳了这个标准。

  讲到这里,大家可以看出来,当时我们要做一个标准,要想在国际舞台上面有话语权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也看到有一群中国人,他们到国外读了书参加了工作,但是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候都站出来了,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,我们才能够在极为困难一无所有的情况下,有了一点点突破。

  TD-SCDMA标准提交为国际标准了,但是全世界围绕着选用哪个标准还在PK。PK靠的是什么?最核心的可能还不是技术水平,而是靠的拳头和国家实力。

  1999年5月,伦敦有一个会议,要为未来移动通信标准是搞一个标准还是搞多个标准做一个定论。第一天开完会,中国代表团往外走的时候,有一个美国人悄悄地跟上来了,他说中国代表团你们去吃饭吗?我们美国的代表团团长想请你们代表团团长吃个饭。

  在饭桌上,美国人说,我们提出的CDMA2000正在跟欧洲的WCDMA竞争,现在我们要被欧洲人打败了,这样一来,你们中国也就被打败了,未来3G的标准就是欧洲人的天下了,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。

  到第二天开会时,中国代表团团长曹淑敏发言。她说现在我们提出的每一个标准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,但是又都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。如果现在只用一个标准,从远景来说,这些问题可能就没办法很好地解决,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保留2到3个标准,到4G时我们再遵循Long Term Evolution把它融合成一个标准。

  曹淑敏一讲完,美国代表团团长就鼓掌了,参会的很多人是看美国脸色的,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定论,3G标准要搞三个标准:美国的CDMA2000,欧洲的WCDMA,中国的TD-SCDMA。

  中国人搞了一个标准,全世界哪个国家最不高兴?日本和韩国。曹淑敏之前跟我说,日本人给她发了一个邮件,说的是我听说一个谣言中国也搞了一个标准?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也能搞出标准来。

  然后,我们有一次要在韩国开一个国际会议,全世界的代表团的人都去了,但我们中国代表团的签证都过不了。美国一看中国人没来,就说不行,不能代表所有的声音,拉一条国际专线把电话接到会场,让中国人也能发言。

  从这些也能看到,当时美国还是给了我们支持。今天美国人为什么要打压我们?因为我们真是强大了。如果我们还依然弱小,估计美国也不至于这样打压我们。

  2000年5月,中国的TD-SCDMA标准终于通过了,成为了国际标准。我们通信业第一次在国际上面拥有了话语权,同时也为中国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,提供了一个机会。

  TD成为国际标准了,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做成产品,实现产业化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以当时的我们的技术实力,大家认为我们也没有能力做出来。

  这个过程中间,政府和一些官员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导作用,包括闻库,当时信息产业部科技司长司长,许勤,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,张新生,信息产业部科技司的副司长,还有我们的老部长。

  第一个大问题是没芯片,我们只能自己做。在此期间,成立了很多芯片公司,比如说展讯、联星、凯明,后来还有华为的海思。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终于把TD-SCDMA的芯片做出来了。

  第二个大问题是,3G商用选择什么样的电信运营商做。当时所有的运营商都特别怕把TD的标准交到他的手里,都在抵制,都在说TD的坏话。讲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一下“TD八老”。

  李世鹤,TD标准的研发人。周寰,原来邮电部的科技司司长,大唐集团的董事长。邬贺铨,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,中国通讯领域的著名专家。李默芳,中国移动的总工程师。曲维枝,原来电子部的副部长。李进良,原来七所的一个老专家,今年已经90多岁了,仍然在写文章支持我们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。周宏仁,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。郎志正,注明的质量和标准化专家,当时是国务院的参事。

  2008年,信息产业部部长李毅中邀请这些专家座谈,在决策过程中,这些人的意见起了较大的影响力。他们力主把TD-SCDMA交给实力最强的电信运营商,中国移动。最后这个意见得到了总理的支持。

  中国移动上TD的时候,我估计很多人都抵制过,在座的如果有电信运营商,估计那时候都骂过TD。当时社会上的主导思想是我们应该和世界融为一体,我们应该用人家的标准,我们凭什么自己做一个标准。

  说实话中国移动当时肯定也是很不愿意来接纳TD标准的,它也付出了代价这不是假的。

  我曾经采访李默芳,提到TD时,老太太泪流满面,这种感觉真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。

  在我们要搞自己的标准时,社会上没有一点点正面的支持,所有人都是非议攻击,说他们是骗国家经费,但他们还是坚持着。今天回头想一想,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时候给这些做科技的人,给我们这个行业有过一点点宽容之心吗?我们可以记住明星,记住那些有钱的人,但是我们记不住这些踏踏实实为这个行业,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人。

  后来,中国移动开始用TD-SCDMA的这么几年,它的用户没有减少,能力也得到了支持,我们中国通信业也渐渐地走向了产业化,这个产业化带来了两个变化:第一,改变了全世界手机芯片格局;第二,改变了全世界通信制造业的格局,培养了中国面向5G的可能和机会。

  如果说3G时,中美联手对抗欧洲。到了4G,欧洲人找了中国,干掉了美国。于是4G标准就剩下了中国的TD-LTE和美国的FDD-LTE。

  3G时,TDD的技术只有我们一家在做。4G时,还是以中国移动为主,全世界用TDD的比较多了,大概有二三十家。到了5G,全世界标准的主导已经变成TDD了。现在,对TDD理解最深刻的是哪个国家?当然是中国。

  第一个提出5G标准立项的是中国移动,提了10项,华为提了8项,美国全部加起来提了9项,欧洲提了14项。可见,中国在5G标准方面,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。

  全世界都说要最先实现5G商用,美国人急了非要抢先,而韩国人在美国人宣布商用之前两个小时也宣布要商用。美国人商用先不说系统设备了,商用完了大家都吐槽网络不好。除此之外,你知道美国人商用有多少手机吗?只有一款手机,是摩托罗拉的一款手机。韩国人宣布商用,是一款三星的S10。中国才发5G牌照,前段时间中国移动在5G+的发布会,就发了40部5G手机。

  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就是5G手机,华为Mate20X,非常好用。它的下载速度可以达到775Mbps,上传速度32.5Mbps。

  第一,华为在中国电信运营商的招标,以及在全世界的招标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最近中国移动核心网的招标,华为还拿到了绝大部分的份额。

  第二,美国人制裁之后,华为还发布了荣耀V20,nova5,同时又发了新的芯片。华为整个业务的发展,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受影响。不仅如此,这次事件终于让华为有了一个机会,使出自己的大杀器。

  鸿蒙系统一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操作系统,会比IOS、安卓都强。第一,我们比它晚十年,构架思路要先进多了。第二,华为有2000人在做操作系统,完全可以把安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翻出来,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掉。第三,安卓系统因为它要适配很多手机,它就不能从底层进行汇编语言去写,为此安卓做了个虚拟机在上面跑,所以就很慢。华为是直接在芯片上面去写,所以效率非常高。

  华为如果用了自己的操作系统,安卓的世界市场就丢掉了30%~40%,所以现在难受的是Google。

  其实,最有可能把华为打倒的企业不是高通,是台积电。如果台积电不给华为流片,那华为确实有比较大的困难。不过,如果台积电要封杀华为,中国政府一定不会对台积电客气的,中国政府一定要支持中芯国际,那么很快的就会把台积电踢掉。

  最近最傻的人,我觉得头脑最有问题的人是郭台铭,郭台铭还要去选台湾“总统”是吧?他还说要是让我从大陆搬走工厂,我就搬,我不怕。说实话,台积电很难被替代,替代富士康不像玩一样的么。

  最后,总结一下。首先,一个稳定的政治才是我们发展的基础。第二,我们需要有一群有信念的人。我觉得我们60年代的人是有问题的,因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,大部分人的精神是被打垮了。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我们的产品不行,技术不行,文化不行,制度不行,甚至我们的人种也是不行的。

  我本来是学文学的,我是有可能要去做公知的,但是我到了通信行业,我看到他们没有那么高深的思想,也没有那种很玄妙的哲学,他们有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,一点点的去磨,一点点去熬。

  今天我们看中国通信行业,多多少少有点自豪感的。我们不是靠有些东西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,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,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企业,但我们不怕它,我们可以把它打掉。

  这个感觉在中国很多产业是不行的,比如说汽车行业。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,那些汽车企业把持了汽车政策的制定,不让中国其他企业进来,然后他们自己是怎么干的?他们和外国人合资,最后结果是什么?到今天我们的发动机、变速箱等等都是不行的。因为他们自己不干,他们把自己的脊梁给打垮了,就只是和外国人合作来换一点市场,弄点钱。

  吹牛非常容易,抨击政府非常容易,骂那些科学家,骂那些努力的人也非常容易,真正做事情是非常难的。这个世界所有的回报,靠吹牛靠骂别人是找不到的。我希望我们不说尊敬,至少要理解那些正在做事情的企业,我们要给他们一点点宽容之心,我们要记住那些为我们这个世界真正做了事情的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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